躺椅上的来访者谈起梦中的一个人,说:“您问梦里那个人是谁?我跟您说,那个人绝对不是我母亲。”

弗洛伊德在1925年那篇短短几页的《否定》一开篇,就把诊室里这个常见的瞬间记录了下来。他接着写下了一句让常人听着颇不讲理的评语,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分析者可以把那个“不”字划掉,当他刚刚亲口说出了“那就是我母亲”。

初次读到这几行字的人难免会替躺椅上的病人感到不平。如果病人点头承认是母亲,你说自己猜对了。如果病人摇头否认是母亲,你把“不”字一划,还是说自己猜对了。这岂不是跟日常争执里的“你说没有,反而证明你有”一模一样,让手握解释权的分析师立在了永远不会错的位置上?

这个质疑相当有力,也确实点出了弗洛伊德原文里表述过于简略的地方。如果是在法庭审讯或者日常问责里,法官先开口问了一句“你昨天是不是偷了东西”,嫌疑人回答“我没有偷”。这时嫌疑人嘴里虽然也说出了“偷东西”三个字,但这个议题是由外面的提问者塞进谈话里的,自然不能因为对方开口否认就断定他心里有鬼。诊室里的这个例子之所以不同,在于分析师此前并没有主动提起母亲,“母亲”完全是从来访者自己的联想里浮出来的,紧接着又被他贴上了一张“不是”的封条。即便如此,由于原文没有交代此前的全部谈话,单凭这一个“不”字,也还不能把解释直接当成已经证实的结论。

从这个临床现象出发,弗洛伊德揭示了借“不”字运作的一种心理机制。平时受压抑的无意识内容,原本一直被挡在清醒意识的门外,如今终于获准进入意识的范围,条件是必须随身带着一个“不”字。只有借着“我并没有这样想”的否认外壳,那个原本无法正视的念头,才得以在言谈中被亲口说出来。

1954年2月,拉康在自己的研讨班上,专门请黑格尔研究学者让·伊波利特来细读这篇不到五页的短文(参见伊波利特的口头评论)。伊波利特敏锐地抓住了弗洛伊德在德文原稿里用过的那个词 Aufhebung(黑格尔哲学里著名的“扬弃”)。弗洛伊德说,否定是对压抑的一种“扬弃”,却并不等于已经接受了被压抑的内容。

伊波利特把这层微妙的裂隙剖析得很清楚。借着那个“不”字,原本被按在水下的念头确实浮上了水面,在理智的层面上,来访者已经能够谈论“母亲”这个词了。可在情感和欲望的层面上,压抑的核心依然没有松动,他还是拒绝把这个念头认领到自己身上。哪怕分析师当场向病人解释清楚了这一点,病人也平心静气地点头承认“梦里那个人在理智上代表我母亲”,深层的压抑过程照样不会因此自动解除。“理智上把话摊开了”与“心理上消化了”,中间还隔着漫长的临床工作。

在这篇短文的后半部分,弗洛伊德顺着这个“不”字,追问到了人类“判断能力”本身的起源。在他看来,人类最早的判断分两步。第一步叫“属性判断”,决定一件东西是好是坏、值不值得放进自己身体里,对应着婴儿最初的“吞进去”和“吐出来”。第二步叫“实存判断”,负责核对脑海里想到的那个好东西,在外部现实里到底还存不存在(现实检验)。

伊波利特和拉康都没有把弗洛伊德关于“吞咽与吐出”的驱力故事当成经验生物学去读,而是从里面提炼出了一条结构线索。为什么人类能够发展出不受眼前本能冲动摆布的思考?正是因为语言里有了“否定”这个符号。由于人可以在嘴上说出一个“不”字,那些原本一冒头就会引发剧烈焦虑、必须被立即排斥出去的内容,才能够在思想的空间里停留下来,供人反复打量、推演和判断。

拉康在这次课堂回应及后来修订的论述中,顺着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词,把三种不同层级的“排斥”划清了界线。一种是日常语法和神经症里的“否定(Verneinung)”。你嘴上虽然说着“那不是我母亲”,但“母亲”这个词能被你顺畅地组织进句子里,说明这项经验早就获准进入了你的语言与象征系统。要想让一样东西将来有机会被加上“不”字说出口,在此之前必须先发生过一次更原初的“接纳或肯定(Bejahung)”,也就是先把这项经验登记到象征系统之中。

如果在最原初的那一步,某项核心经验干脆被拒之门外,连进入象征系统登记的资格都没有呢?拉康借弗洛伊德著名的“狼人”案例,讨论了那种更底层的原初拒斥(Verwerfung),后来又用 forclusion 来标定这种“除权”。在拉康对狼人童年断指幻觉的解释中,被拒斥于象征化之外的阉割没有戴着“不”字从嘴里说出来,而是在实在界中以逼真幻觉的形式重新撞回来。狼人看见自己的手指被切断,却毫无痛感。

把这几道门槛并置在一起,就能看清嘴边那句“绝不是”所承担的功能。一个人能够借着一句“那个人绝对不是我母亲”,跟自己的无意识周旋,本身就已经是语言符号替人类留出的一块缓冲地带。至于坐在他身后的倾听者,听见这句否定时不妨先记住“母亲”这个刚刚登场的词,同时耐着性子,等对方自己往下讲。倾听者不必急着上前戳破那个“不”字,把刚刚敞开一条缝的谈话重新逼回防备森严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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