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拉伯雷在《高康大》第十七章里，安排了一场让巴黎人目瞪口呆的闹剧。
巨人高康大刚到巴黎，一大群人围上来看他。他没讲什么体面，爬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朝底下的人群撒了一泡滔天的尿。叙述者甚至用煞有介事的口吻，报出二十六万零四百一十八人溺毙、还不计妇女儿童的荒唐数字，又给“巴黎”编出一套与笑有关的词源。这都是小说的戏谑，不能拿来当城市史。紧接着，高康大看中了教堂的大钟，打算把它们挂在自己的坐骑母马脖子上充当铃铛，便将钟带回住处。1
如果只把这段当成低俗的屎尿屁笑话，就很难解释拉伯雷为什么偏要让这些身体动作闯进最庄严的地方。
在这场闹剧里，圣母院和大钟代表的宗教庄严被粗暴地冒犯了。宏伟的建筑成了巨人随地小解的落脚处，教堂里令人仰望的大钟，竟被看成适合母马的铃铛。神圣的事物没有先被一篇逻辑论文反驳，它被放进另一套尺寸、身体与用途的关系里，原先不容置疑的庄严便突然显得滑稽。
更有意思的是后面讨还大钟的那一段。
城里为了讨回大钟，派出了经院学究扬诺图斯。老学究带着全套礼节和学术尊严登门交涉，演说里塞满了拗口的拉丁文和经院式推理。说着说着就滑到了葡萄酒上，还说起自己若能讨回大钟，就能得到六篮香肠和一条裤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扬诺图斯到来之后、正式演说之前，高康大一方已经决定绕过他，将钟交还给城里的有关人员。老学究卖力进行的论证，已经不能认领促成归还的功劳。
在赤裸裸的身体需要面前，这份庄严连一秒钟都撑不住。
俄国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拉伯雷与他的世界》中，以“怪诞现实主义”（гротескный реализм）解释这些形象。他把怪诞身体与一种完整、封闭、界限清楚的身体形象相对照。前者不断突出那些与外部交换、生成新生命的部位，使身体无法维持一副已经完成、自足无缺的面貌。这种对照不能扩成对所有古典艺术或基督教传统的概括，更不能据此断言进食和排泄都被视为原罪。
怪诞身体是敞开的、没完成的，一直在和外界交换物质。嘴在吞，肚子在消化，肠子在排，生殖器在繁衍。怪诞现实主义的核心动作是“降格”（degradation）：把高高在上的、抽象的、神圣的概念和权威，拉回地面，拉回吃喝、排泄和生殖的粗粝循环里。
巴赫金强调，这种拉回身体的贬低，并不只是毁灭和践踏。
在中世纪民间狂欢的世界观里，死亡和诞生、腐烂和萌芽是一回事的两面。把高的东西打下去，也是把它送回能生出新东西的地方。高康大的出生就是这样写的：母亲吃了太多牛肚，闹起肚子，排泄和分娩搅在一起，孩子最后从她耳朵里钻了出来。他落地第一声就大喊要酒喝。高贵的教条在粪便和宴席里碎掉硬壳，重新有了在现实里呼吸的可能。
巴赫金特别在意，这种笑和笑的人置身事外的嘲讽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解释里，狂欢之笑具有全民性与双重性。笑者自身也在这个会衰老、会饥饿、会入土的世界之中，贬低与更新一同发生。若一群人只是站在安全、体面的高处，嘲弄弱者的身体缺陷，同时把自身排除在笑的范围之外，便与这种理解相冲突。粗俗和冒犯并不自动赋予笑话反抗的资格；它也可能只是替旧有的羞辱换了一副更响亮的嗓音。2
狂欢也有它的时间边界：节日会结束，假面会被摘下，平日的等级秩序可能重新占据生活。暂时的身份倒置，并不保证第二天的权利与资源分配已经改变。巴赫金写出的狂欢世界具有强烈的解释性和理想色彩，不能据此断言欧洲真实的节日都曾使所有人平等，也不能把文学中的冒犯直接算成制度已经瓦解。
但拉伯雷的文字，仍然能够使一种秩序失去不证自明的样子。钟可以归还，学究仍可重新摆出体面，读者却已经听见香肠与裤子怎样混进了高论。此后再听这位学究维护庄严，那些被他亲口说出的身体需要，便很难装作从未出现。
高贵还可以重新宣称它的统治，只是得面对读者已经听见的那个笑话。
拉伯雷没有保证一场笑声便能冲垮所有威严。他让那位满腹经纶的学究走上前来，清清嗓子，开口说话。话还没有说完，肚腹想要什么、双腿缺什么穿，便已一并说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