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法国大张旗鼓地操办了一整年的“遗产年”。在闭幕讲话中，时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到：全国各地对过去的挖掘，早已不再局限于古老的石头建筑；居民的日常生活、地方习俗、节庆与行业传统，同样进入了值得保存和传承的文化遗产之列。四年之后，法国文化部又组织了历史建筑开放日。那些平日不便进入的建筑向公众敞开大门，后来逐渐形成了延续至今的遗产日活动。1
看新闻报道，很容易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现代人终于学会放慢脚步，懂得珍视历史了。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在《历史性的体制》里，从这片繁荣中看出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一个社会搜集、修缮旧物的热情，和它理解自身历史处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关系？顺着问下去，会碰到一种熟悉的困境。我们可以为修一座旧厂房投入大量技术和资金，可未必能向下一代说清，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共同生活。
阿赫托戈用“历史性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这个范畴，分析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人的经验里怎样排序，又怎样重新排序。
在欧洲历史的一种长期传统里，“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曾是很有分量的信念。执政者遇到道德和权力上的难题，人们会回头看，在古人的行动里找应对今天的典范。过去之所以具有权威，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中积累的经验仍能为现在提供尺度。十八世纪后期以来，面向未来的现代时间体制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未来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相信后人会更明理、更富裕，制度也更自由。在这套时间安排里，旧制度开始接受未来的审判，它能否帮助人们抵达尚未实现的目标，成了衡量它的重要理由。
但这并非一张供全人类依次换乘的时刻表。阿赫托戈强调，几种体制从未以纯粹形态存在，它们会交错、争执，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事情上使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旧的罗盘并未随着某个年份突然粉碎，新的期待也没有均匀抵达所有人的生活。2
我们今天身处的，是第三种，也是最吊诡的一种：“当下主义”（présentisme）。
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重创了历史必然进步的信念。后来冷战的核阴影，也让未来越来越难只靠许诺让人信服。这些经验参与了变化，却不能单独充当时间体制转换的总开关。在不少当代公共讨论里，未来更多地以“灾难与风险”的面孔示人。我们谈论它，是为了构筑堤坝、安排保障，确认手头的生活还能维持多久。希望没有消失。只是防止失去现有的生活，常常挤掉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位置。
未来的召唤一弱，过去就可能被当成随手可取的镇定剂。
当下主义并不消灭过去，它使过去越来越依照眼前的需要被挑选和改装。旧厂房铁轨上的锈迹，老街巷重新铺过的石板路，都可能被打包成安抚身份焦虑的文旅景观。记忆变得繁忙，往哪走未必更清楚。设想一座停产的纺织厂被改造成艺术街区，工业时代的建筑留住了，旧的劳动关系未必因此被理解。工人后来去了哪里？生产中是否发生过伤害，停产又给社区留下了怎样的后果？如果这些问题被当作影响观感的杂音，“怀旧”的柔光就会替我们删掉一段不够漂亮的历史。
保存本身并非罪过。让被抹去的生活重新获得记录，让受难者的经历能够被后人知晓，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只肯接纳一段供今天自我感动的过去。历史有分量，也因为它带着没解决的撕裂和耻辱，不肯配合今天的漂亮叙事。
阿赫托戈还指出，同样被称为“当下”的生活，内部有深刻的不平等。有些人的现在充满机会，另一些人只能一天天应付，没有条件做长远打算。3 把这一差别放到今天看，一个能够自由调动资源的人，与一个不断追赶送单倒计时、连收入都难以预期的人，显然并不拥有同样的未来。向后者空谈“多为未来着想”，很容易把缺少保障说成缺少远见。
走出当下主义，也不能退回盲目的进步主义。“一切代价最终都会在历史尽头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曾让很多具体的罪恶被轻易原谅。未来感要从承认脆弱开始。没有历史必然性做保险单了，我们还愿不愿意为还没出生的陌生人，长期承担维护公共档案和生态环境的成本？
一座档案馆若只服务于本届展览的光彩，便辜负了它保存材料的漫长工作。它还应当给五十年后的读者留下一份能够重新查证、重新发问的证词，甚至容许他们用这些材料反驳我们今天深信不疑的解释。过去能留下什么，与我们是否愿意持续整理、维护和开放它密切相关。未来的可能性，也会在拒绝将“当下”奉为唯一尺度的这些具体安排里，重新取得内容。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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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府的1980年遗产年闭幕讲话；法国文化部的1984年历史建筑开放日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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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尤其第四、五章及结语。厂房与档案馆的讨论是本文的分析性例子，不是该书的个案调查。英文版书目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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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Hartog、Marcin Rychter，《Presentism and Beyond》访谈，Eidos，2020年第4卷第1期，第110至116页，尤其第114至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