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为什么能够用来象征力量？

因为鹰本身的凶猛体态与搏击活动，提供了一些可供借用的鲜明特征。当我们借一只鹰来表现某种威势时，手头仰仗的依然是鹰在自然界里的真实模样；一旦把画面里的鹰换成另一个温顺的动物形象，传达出来的意味也会立刻跟着改变。

“朱庇特”这个名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组成这个名字的几个音节，既不需要模仿这位神明的外貌，也不必在听觉上发出类似雷霆或力量本身的声响，可只要懂得这门语言的人听见这串声音，照样能够借它谈论朱庇特。霍尔盖特在介绍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时，正是拿这组例子来区分人类的两套表达方式：象征与符号。

区分这两者的关键，落在承载意义的感性材料与它所表达的意义如何建立联系。象征依然倚重材料自身的某些天然性质，靠这些性质去贴合所要表现的内容；符号则直接指派某种可见或可听的感性材料去承担另一个意义，材料原有的自然性质与新赋予的意义之间，完全不必存在任何相似之处。

在《精神哲学》的版图里，黑格尔把制造和使用符号的这项能力，放在“理智”一步步展开的过程中来考察。

人首先在外部世界里有所感知，感知到的内容留在心里成为“意象”，并且能在外物不在眼前时被重新回想起来；随后，“想象力”进一步把这些意象联系起来，从中形成一般的“表象”。等到要把内心的表象重新表达出来时，运动的方向又从内向外转了回来：已经在心中成形的内容，需要找到一种可以在外部世界显现出来的感性形式。

在这个关口上，象征的做法是借用已有的感性形象——比如挑中鹰来表现力量，调用的正是鹰这一形象里原本就能被人看懂的特征。符号则让理智的运用获得了大得多的回旋余地：一小块颜色、一组普通的声音，都可以用来承担与它自身自然性质毫不相干的内容。凭借符号，我们再也不必为脑海里的每一个思想，都去自然界里苦苦寻找一件长相天然相似的实物了。

不过，符号带来的这份余地很容易招来一种误解：既然声音与意义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把所有词的意思重新规定一遍？

只要一门语言已经在历史中存在，每个开口说话的人面对的都是历史形成的词汇表和语法规则。要想让别人听懂自己的话，就必须进入这套共同使用的关系网里。个人当然可以生造新词，但新词怎样被旁人理解、能不能在交流中稳定地流传下去，依然取决于共同体里的实际使用。“符号不靠自然相似性取得意义”，与“个人可以关起门来独自宣布一门通用语言”，是两件相距甚远的事。

霍尔盖特在导读中专门提醒了社会习俗的这层分量：黑格尔在此处谈论的自由，首先是指理智能够支配感性材料来表达内在意义的能力，这半点也没有取消“人必须后天学习语言”这一事实。恰恰因为耳朵听见一个声音无法凭本能自然认出它指什么，词义才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公共约定来掌握。

在黑格尔的这套讨论里，“声音”还占据着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

这里作为语言材料的声音，由人体发声，在出现的同时又不断消逝。黑格尔认为，这种在时间中展开并消逝的感性材料，格外适合用来表达内在的表象；经过清晰分节的声音构成话语，原本停留在内心的感觉和表象，由此取得了一种可以被思想稳固把握的存在方式。

当然，这一看法并不要求我们把世上的一切声响都算作语言。出于疼痛的本能叫喊，与语言系统里的一个词在功能上截然不同；一个声音怎样被清晰分节、怎样与其他声音区分开来、又怎样在共同使用中承担相对稳定的意义，全都参与了语言的形成。《精神哲学》也特意把语言的感性材料与语法结构拆开讨论，表明发声的身体条件并没有包办语言的全部。

至于黑格尔本人在书中给予口语和表音文字极高的地位，那属于他体系内部的时代判断，完全可以受到后来语言学与书写研究的质疑。单凭“声音在时间中消逝”这一条特征，显然证明不了视觉符号或表意文字在表达上较低，更不能拿来替不同的文字制度排出文明高低的等级。理解黑格尔为什么在理论上重视声音的时间性，与是否接受他由此作出的文字高低判断，应当清清楚楚地分开。

把目光收回开头的雄鹰与朱庇特之名，我们便能看见两种各有门槛的表达方式：象征让感性材料的天然性质直接参与意义的生成，因此形象本身的质感值得细看；符号则使意义不必处处依附于感官上的相似，却要求使用者老老实实掌握公共约定与细微区别。艺术创作可以同时调动这两者，日常语言也经常在两种方式之间来回往返。

这组区分还能帮阅读者在面对作品或日常话语时，向自己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眼前的这个形象或这串声音，究竟凭什么让我们想到某种意义？有时候，依据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它的感官形态里；有时候，依据则来自一套已经习得的公共用法。先把这一步看清楚，再去谈论一部作品或一句话表达了什么，就会少掉许多凭空硬套上去的“象征”。

出处

  • 黑格尔《精神哲学》，§§451至459，尤其§458的符号与象征之别、§459的声音与语言。
  • 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第七章中“理智及其符号”一节。鹰与朱庇特名字的比较依照该节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