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睁开眼，昨晚的梦已经忘掉了大半；等坐在别人面前开口复述的时候，为了把零散的画面讲顺溜，嘴上又会不自觉地补上几句前后衔接的话。既然端上桌面的早就只是一份被记忆和口头表达反复涂改过的二手材料，精神分析凭什么还宣称自己能解开原来的那个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七章开头正面迎上了这个质疑。他的回答干脆把质疑者的前提整个掀了过来：分析根本不需要去打捞一份所谓“未受污染的原始梦境录像”，醒来后讲梦时的遗忘、添油加醋与前后改口，本身就是梦的工作在清醒状态下的延续。

他甚至发现了一个极好用的临床抓手：让来访者把同一个梦先后讲上两遍。在两遍叙述里，凡是说得磕磕巴巴、或者第二次突然换了词的地方，往往就是伪装最薄弱的突破口。做梦的人以为自己只是随手修补了一下语句，可他挑中哪个词来替换、在哪个地方突然卡壳，依然受着背后同一条无意识联想链的牵引。

不过，把“醒后的改口”全都收编进分析材料，也埋下了一颗很容易炸响的隐患：如果来访者在诊室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改口或者说不下去，都被分析师直接扣上“你在抗拒”的帽子，分析很快就会滑向一场逼供。

为了刹住这种倾向，拉康在《研讨班二》第十一讲里（参见卢卡斯·巴莱斯廷的分析），把平时常被混为一谈的两个词——“审查”与“阻抗”——拆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上。

拉康拿一个黑色幽默的思想实验打过比方（参见尤瓦尔·克雷姆尼策的引述）：假设某个王国立下一条严刑峻法，谁敢开口说“国王是傻瓜”，当场就要被拉去砍头。活在这条律令底下的臣民，白天自然连半个字都不敢提；到了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莫名其妙被推上断头台砍了头。在这个梦里，“国王是傻瓜”这句犯禁的话从头到尾没有直接露面，可触犯律令所招来的极刑，却原原本本地变成了梦境的画面。

这就是“审查”干的活。审查并不是诊室里哪个人临时起意的耍赖，它直接来自人所处的语言网络与社会律令：当某句话在公共符号秩序里被严令禁止直说时，它就只能借着曲折、移置与荒诞的改装形式挤进梦里。更深一层，它涉及主体未能通晓、却已经身处其中的律法。

顺着这个断头梦往下想，第二天早上，这位臣民躺到了分析师的诊室里。如果他愿意开口讲述昨晚梦见自己被砍头的画面，顺着断头台联想到王国的法令，再想起自己昨天下午在街上看见国王仪仗队时咽回去的那声冷笑——这时候，虽然“审查”早就把他的梦改了样，但分析的线索依然是畅通无阻的。

可要是他讲到一半，突然担心面前的分析师也是国王的耳目，或者羞于在分析师面前暴露自己是个大逆不道的臣民，于是死活闭上嘴不肯再提和国王有关的半个字，这时候卡住谈话的，才轮到诊室里两个人的关系所激发的“阻抗”。这只是阻抗的一种表现，它并不都以有意识的闭口出现。

在真实的临床现场，梦里的审查、醒来后的修饰以及面对分析师时的防御，当然常常拧成一股绳，没法拿秒表按时间先后切开。

但拉康非要把“审查”和“阻抗”在道理上分清，针对的是当时精神分析界一种越来越偷懒的风气：只要分析推不下去了，分析师就一概归咎于来访者的自我在顽固抵抗，于是挽起袖子去跟病人的防御打心理攻坚战。拉康冷冷地提醒同行，很多时候一句话之所以只能拐着弯说、甚至只能在梦里变成被砍头的荒诞画面，根子在于人打一出生就活在语言的禁忌与符号规则里，连坐在椅子上的分析师本人也同样被关在这张网内。

面对一份改了样的梦，光逼着来访者“勇敢一点、对我敞开心扉”毫无用处；真正需要听懂的，是那条让他无论在梦里还是在醒着时都无法直说的律令，究竟是怎样借着他改口的缝隙把秘密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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