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理学》的第一部，斯宾诺莎给那幅将上帝与受造世界分立的图像，设下了一个几何学般不容置辩的死局。
如果上帝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实体，那个实体就必须通过某种属性才能被我们构想。然而，上帝本身穷尽了无限多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任何胆敢自称为“第二个实体”的存在，其所赖以立足的属性，早已是上帝自身的属性。在斯宾诺莎严密的公理体系里，同一属性绝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独立的实体。在这柄锋利的逻辑剃刀之下，多余的假定被连根斩断：世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两个并列的本源，唯一的实体只能是上帝——或者，自然（Deus sive Natura）。
随着这个并列起点的坍塌，人们想象中最顺手、最抚慰人心的那间“木工坊”，被当场拆毁。
一种常见的想象，是把造物主当成一个慈祥或威严的木匠。木匠摊开图纸，调动意志，把木料锯成桌子的形状；大工告成后，他收拾工具，推门走出房间。桌子继续在屋里立着，而木匠绝不需要住在桌子里。这幅图景不能代表整个经院神学，阿奎那就主张神持续维持万物的存在；这里要追问的，是原因与其结果是否分立。人们往往以为世界上先有一位超然的设计者，再有一个被他造出来的客体自然。但在斯宾诺莎这里，你连安放这间工坊的余地都找不到。在无限的实体之外，连虚空都不存在，上帝根本无处退步，更不可能“推门离开”。上帝不是在自身之外产生结果的及物原因，而是万物寓于其中的内在原因（causa immanens）。万物从来没有被推出神圣怀抱的那一秒，它们在上帝之中展开，也唯有在上帝之中才能被理解。
工坊被拆毁后，另一种廉价的浪漫主义误读随即滋生。有人欢呼这是泛神论的胜利，以为斯宾诺莎是在宣称树是一小块上帝、石头是一小块上帝、人也是上帝的碎片。
这完全贬低了实体的尊严。无限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切分的面包，实体具有绝对的不可分性。飞鸟、山川与肉身，都不是实体的碎屑，它们是“样态”（modi）——是在广袤海洋中翻涌而起、又复归沉寂的有限波纹。实体通过无限的属性来展现其本质，而人类极其有限的理智，仅仅能够辨认其中的两条：思维与广延。
这也顺道粉碎了笛卡尔留下的那个著名的二元论死结。笛卡尔试图在无形的灵魂与机械的肉体之间搭建一座跨海大桥，但诉诸松果腺，也没有消除两个异质实体如何相互作用的解释难题。斯宾诺莎在这一处展现了最惊人的冷酷：心灵与肉体根本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的电话线去隔空传话。我的身体，是在广延属性下被构想的一个有限样态；我的心灵，则是这个身体的观念，是在思维属性下被构想的同一个样态。这绝非两个偶合的实体，而是同一个生命事件在两种不同乐器上同时奏出的同构回响。
正是在这重绝对同一的秩序里，“能产的自然”与“被产的自然”彻底告别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能产与被产，不是“昔日的母亲”与“今日的婴儿”，它们是同一个实在的双重面相：一边是作为永恒因果力量的本质本身，一边是这股力量必然喷涌而出的无穷样态。在这个宇宙里，一切目的论的幻觉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上帝从不怀揣某种宏大的蓝图，不曾权衡过“造或不造”，更不是为了讨好人类才让太阳升起、雨水降落。万物出于神圣本性的必然性，就像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不可抗拒地出自三角形的本质一样。
很多人面对这种冰冷的必然性，会感到窒息，以为自己被焊死在了一台毫无生气的庞大机器里。可他们忘记了，在斯宾诺莎的世界里，自由的反面从不是必然，而是“受制于外因的盲目”。
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充其量只是一种根源于无知的错觉：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对自己为何产生这种欲望的因果链条一无所知，便狂妄地自封为意志的主人。真正的自由，是仅仅出于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且仅仅由自身决定去行动。在这个绝对的意义上，唯有上帝是完全自由的。
但对于不得不深陷于外部因果纠缠中的有限人类而言，自由的道路并没有被堵死。自由不是一种关在铁笼里对必然性无奈点头的心理测试，不是弱者为自己的顺从所寻找的漂亮借口。自由是力量，是行动能力（potentia agendi）的真实扩张。当你对事物只能形成支离破碎的被动感受时，你不过是被外部冲撞推着走的奴隶；而当你凭借理性把握了事物的内在必然性，形成了清晰充分的观念，那些原本盲目的受动，便在明澈的理解中转化为你自身本性的展开。
所谓的“从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rnitatis）看事物，绝不是借一双悬浮在云端的人格神之眼来睥睨尘寰。它要求我们从事物的必然性去理解它，不只把它放在时间绵延中考察。
由此引申到我们的生活，它也意味着一次去中心化：剥离那些以自我为轴心的恩怨情仇，拔除那些将世界强行拟人化的目的论自恋，把自身这个脆弱而微茫的样态，重新锚定在自然浩瀚无垠的因果罗网之中。有限的痛苦与局限不会因此消失，但那份自怨自艾的荒谬感可能因此松动。你逐渐明白，自己不需要站到自然的对立面去乞求拯救，因为你从未在它之外。
世界不是一间制作精巧的工艺品展厅。
没有图纸，没有目的，没有审判。门外从来没有木匠。